“即使遭反对也一定要建” 降临到水源地上的计划

在谈话活动开始，进入讨论前，JINKEN和藤原首先对事件的背景和问题点作了说明。

对于很多村民来说，初次接收到关于建设工业垃圾处理设施的消息，是今年4月在村公报上发布的一篇报道。那是公报一角的一篇小文章，题为“关于一般废物处理设施和工业废物处理建设许可申请等的纵览”。

大约在那个时候，有关设施建设的流言开始在村里传播，各种信息混杂，如“已经决定了”、“项目是村里招徕的”等等。村里包括外来移民在内的年轻人，认为应当“先搞清楚事实，而不是情绪化反应”，于是决定齐心协力，收集整理包括“纵览”在内的资料，并分发给了村民。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这并非村里招揽的项目，而是私营工业废弃物运营商“比留间运送株式会社”购买了村里的土地，并向东京都申请了许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
・设施规模将是该公司目前处理量的20倍，日处理量96吨，相当于一年处理桧原村41年产生的垃圾。
・该计划尚未最终决定，目前处于“经营者已向东京都递交申请”的阶段。
・今后，将根据已经提出的村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书在专家会议上进行讨论，东京都知事将根据专家会议的意见书在今年秋天之前做出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去年11月27日，计划建设地点所在的桧原村人里地区，召开了面向当地居民的小型说明会。说明会上，居民遭到经营者强硬告知“即使反对也一定要建”。3月，愤怒的该地区自治会成员吉本昂二发起了反对签名运动，这便是后来网上签名请愿和游行活动的开端。

事实上，在一个2000人口的小村子里开展这样的运动是很困难的。由于村中多为亲缘关系，每个人住的地方，是谁家的亲戚，互相都了如指掌。如果发表了与整个村子的决策相反的意见，无论好坏，都会在当地广为人知。从11月的说明会到3月的签名活动开始，再到半数以上的村议会成员表明自己的意见用了很长的时间。前村议员吉川说，这可能是“过于看重脸面”才导致迟迟无法进展的。

环境专家藤原 就工业垃圾焚烧厂建设计划指出了现场条件和设施本身存在以下问题。

・地质地貌专家对规划建设场地进行了勘察，认定该场地存在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不适合作为工业垃圾焚烧场地。
・确保设施运转所需用水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即使使用泉水、溪水、雨水、地下水和自来水也无法确保每天312吨的用水量。
・虽然号称是“最先进的处理设施”，但在全国范围内同等设施频繁发生危险物质泄漏和爆炸事故，风险过大。
・焚烧产生的有害化学物质每两个月至一年测量一次，但有害重金属却无需测量，因为没有相关规定。
・本项目必须实施“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价）”，但不包括水质调查。然而，实际上从烟囱和设施泄漏的化学物质会溶解在雨水中，造成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除水质外，无需评估与焚烧厂相关的景观干扰、电磁污染、土壤污染和农作物污染的影响。

藤原严厉指出，日本的法律比西方国家的法律宽松，不足以防止环境污染。换言之，即使有其他令人担忧的原因，只要通过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一些项目就是“合法的”，仅由东京都知事的判断即可允许建设。（※详情在下文中）

左起：JINKEN、藤原寿和、宫台真司

“有必要将其定义为‘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并将其与法律的形成联系起来。”（宮台）

听到这个情况，我想这和过去核电站建设时的情况差不多。很可能存在环境污染，但令人担忧的是它正在没有完备法律制度的状态下被推进。宫台，您有什么担忧吗？

宫台：有两个问题，一是法律的问题，二是居民运动（指当地居民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 的问题。先看第一点，如果是欧美诸国的国家公园法，其标准是“由国家根据游客数量批准预算”“在国家公园内建立单独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日本的国家公园法中没有这些。
我们的环境省并没有对于“保护国家公园”这一目的的价值共识，公民们也没有，只把国家公园当作一个美丽的休闲场所。在其他国家，由于有国家公园法，所以不能在国家公园内建造废物处理设施。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明明有国家公园法，却能在里面建造废物处理设施。

——是的。

宫台：接下来是居民运动。决定问题的是居民如何合作，如何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工业垃圾处理商购买了村民的私有土地，土地所有人卖了多少钱？招徕这个项目的人拿了多少钱？等等。
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建造处理设施的当地利益网对村议会的影响有多大。通过牢牢把握这一点，“谁的利益得到尊重，谁的利益被忽视”这一最重要的民主主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这也将成为未来其他地区发起运动时的参考。
这一次，是处理商向东京都提出申请并由东京都来进行许可的程序。即使桧原村的村议会投票反对该提案，东京都是否会做出回应也不得而知。因此，与东京都的关系十分重要。否则，即使村议会通过决议，东京都也可以批准修建，或是在村子决议前批准修建也完全有可能。
因此，有必要让东京都民也参与进来，阻止东京都的环境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工业废物处理设施是不受人欢迎的设施，所以绝不能让它变成像过去常见的“把不欢迎的设施强加于人”的情况。

也就是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不要在我家后院）（即“邻避效应”——译校者注）。

宫台：是的。所以对于遭到这类问题的居民运动，为了不让周边地区说“你们只想着自己”，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地区内的运动，而需要扩展。不然，东京都就会认为“反正要在某个地方建造它，那就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建造吧”。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必须在某个地方建造工业废物处理设施，那么为什么要在水源地桧原村建造，处理商对居民做出充分的说明了吗？

JINKEN：没有。如果存在一个没有废物焚烧厂也可以的世界，那当然应该努力去做。但是目前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建造它。然而，完全没有解释社会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说明选择桧原村的意义，甚至也没有被讨论过的迹象。这是居民们愤怒的原因。

藤原：如果我们必须在某处建造，那么也不应该建造过去造成问题的相同设备。为此，如果不对已经建设的设备进行充分的实地调查，是无法得出结论的。
在这方面，日本与欧美的政府和公民团体对环境的态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在欧美有个名为“绿色和平”的组织，他们调查了焚烧设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是附近发生的各种健康危害，并将其作为报告发布。然而，在日本可以肯定地说根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调查。我认为这也是问题之一。

所以说是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声称“它是安全的”？

藤原：他们用“至少法律层面没有问题”这种说法避开所有责任。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法律本身非常宽松。

宫台：欧美的法律，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往往是针对环保运动而制定的。虽然日本在60年代也发生了许多公害问题，制定了一些法律，但遗憾的是，在那之后，我们至今都没有讨论环保立法的妥当性。
这其中，“日本人的劣等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来说，我们原本就没有“公众”——即不只是自己所属的集团，而是集团全体（也就是“所有人”）——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观。
由于武士统治的幕藩制度运作良好，在江户时代依靠上级总能办成事的想法变得很普遍。因此与欧美不同的是，在日本的“公”这个字眼，代指的反而是上层——现在的话就是政府。“灭私奉公”一词就很有象征性。
如果我们将一个意识到“所有互相不认识的人都在其中的平台”的集团称为“社会”，那么日本就没有社会。然而，我们能想象出一个以类似的生活方式为前提，地缘共同体同心圆式扩张而成的“人世间“。在日本，“人世间”发挥了类似于社会的功能。
然而，一方面“地缘共同体”正变得稀疏，另一方面“类似的生活方式”这个前提也已经不再可能。这样一来，不但社会不复存在，连“人世间”也在消失，人们变成了一盘散沙。其结果，大多数人都像卷入了“争抢逃离沉船的救生坐席之战”，成为只会计较个人得失的盈亏机器。于是，“日本的劣等性”就完全暴露了出来。
而在欧美，当关于环境得到了新数据或出现了新问题时，很多人的想法是“要把好的东西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违背了自己所属团体的利益也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相对于日本，欧美接二连三颁布新的环境法，没有公共价值观的人则受到批评。而在日本，议员们不会自愿朝这个方向迈进，除非他们有选举落马的危机。甚至，我们连可能导致议员选举落马的舆论都很难造出。
因此，通过桧原村这样的个别居民运动，我们必须发现日本人普遍缺乏什么样的价值观，制造了什么样的法律漏洞。如上所述，在环境管理上，绝不能认为只要依法办事就没有问题。
不论在哪个国家，各种反污染运动和自然保护运动都源于“仅仅遵循既有的法律是无法保护环境的”，正因如此，才能推动法律的制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仅把桧原村问题作为桧原村自身的问题来看待，而要在此之上，把它作为“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来看待，并与法律的制定联系起来。

中川：关于在桧原村建造处理厂的原因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想说两句。我的男朋友在建筑行业工作，他的立场比较接近被东京都政府要求建造这种工业废物处理设施的这一方。得知桧原村的问题时，我问他是建在市区还是深山，他说是建在山里，因为如果是在市区，一定会遭到巨大的反对。这和美军在冲绳的基地问题很相似。过去在日本有过很多基地，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故和案件，所以人们开展了要求美军撤基地撤走的反对运动。由于不可能完全撤走，所以他们把基地搬到了冲绳，现在70%以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都在冲绳。这两个问题非常相似，所以他们选择在桧原村建造处理厂的隐含原因是，建在这里只有村里的人会反对，可以忽略不计。这才是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

宫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很容易控制民主。如果我们想一下选择核电站建造地的过程就能明白，这对开发商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首先，人口稀少的地区反对运动规模小，即使发生事故问题也很小。
其次，在人口稀少且维系了传统的地区，一切运作都能靠打通与①首长②有影响力的议员和③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的关系来进行，获得村议会层面的同意是非常简单的。换句话说，双重代表制在镇村议会层面不起作用，而是由①首长②有影响力的议员和③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联系并主导一切。

左起，宫台真司、中川Erina

“由居民决定才应该是地方自治原本的形式。”（吉川）

 

现在，我们想邀请法律专家半田和前村议会成员吉川加入我们的行列。首先，我想请半田谈谈，包括程序问题等。

半田：目前，关于这项工业废物处理设施计划，该企业已完成向东京都政府的申请。所以我想主要说明一下之后会进行的审查和许可的流程。
大致流程是这样的。根据废物处理法，企业经营者首先制定建立废物处理设施的计划，并向政府部门获得许可。此外还要进行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估），以确定对周围的生活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然后进行预测、调查和评估，并研究如何减少这个影响。然后，在完成各种手续后，将申请书提交给东京都，并将申请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公开。公告会在一个月内被很多人看到，利害关系方可在这个阶段提出意见，这次的情况，村里还能提出自己的意见书。提交意见书后，东京都政府将召开专家会议，根据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估）的结果和利益相关者提交的意见书的内容来进行讨论。举行废物、水质和大气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又将准备一份意见书，东京都知事就是据此来判断是否颁发许可。
具体来说如何颁发许可。废物处理法中有一个叫做“许可条件”的东西，除了可以通过技术标准和数值确定的条件外，还有“是否考虑了对生活环境的影响”。这将根据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估）的结果和大家提交的意见书内容来判断。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申请人符合资质”。怎样才是不符合资质？比如开发商和暴力团体相关，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有违规行为，将被认定为没有申请资格。

原来如此。

半田：这里重要的是，必须由东京都知事来判断开发商是否满足“许可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东京都知事认为不符合条件，开发商就不会获得许可。如我刚才所说，例如“是否考虑了对生活环境的影响”或“是否违规”是相当定义宽泛的条件。如此宽泛的条件可被表述为“酌情”判断。我稍微从法律层面解释一下，在判断是否符合条件上存在的自由度被称为“条件裁量”，在是否颁发许可证上存在的自由度，称为“效果裁量”。这次的工业废物处理设施项目不属于“效果裁量”，但属于“条件裁量”，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也就是说基于“条件裁量”，东京都知事有很大的空间来决定最终是否发放许可。从民主主义观点来看该如何理解呢？

半田：关于民主主义这个话题，我想把重点放在居民的参与上来说明。
当我说“环境”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每个人拥有的环境”，例如家庭环境或工作环境，还有每个人的健康，这是个人环境问题。二是像地球环境这样的“自然环境”。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广泛讨论，但还有如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其他重大环境问题。第三个是位于前面二者中间的“区域环境”。例如，地区会有自己的文化，比如传统的表演艺术和该地区的土地和山脉等丰富的自然。这三个领域是互相重合的。
“个人的环境”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自然环境和地区环境，本应由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如何使用或保护它。然而，据我了解这个问题的进展情况，似乎当地居民的声音几乎没有得到反映。东京都政府的说明是“如果提交了许可申请，就只能颁发许可”，而村里的说明是“东京都知事有权决定是否给予许可”。地方公共团体本应参照宪法保障的地方自治，更好地倾听与该地区息息相关的当地居民的声音，却没有作为。那么，如何实现地区的民主、地方自治和居民参与呢？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主要的讨论点。

是的。

半田：目前在废物处理法中也有反映居民参与的程序，那就是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估）。这和法律的修订有关，我们认为建造废物处理设施获得居民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讨论已加入其中。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估）程序不仅是进行调查，还会作为居民的声音写入意见书，这次也为撰写意见书而举办了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
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桧原村设置工业废物处理设施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居民参与的，居民们又是如何行动的。例如，废物处理法并没有强制要求进行说明，但在实践中，应村庄的要求召开了说明会。在此过程中，居民当中有什么样的运动，又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JINKEN：作为反对运动之前的一步，为了能够呼吁大家，我们首先自己进行调查并共享成果，这样才能告诉大家我们仍然有参与和讨论的空间，我们必须讨论它。其中一名志愿者在Facebook上创建了一个页面，名为“思考桧原村工业垃圾焚烧厂问题群组”，他们收集了从自己的调查中学到的知识，并打印传单分发给村里约900户人家来，以便没有使用SNS或Facebook的村民也能收到。
同时，此前不久，我们在征集反对签名的过程中，与规划建设工业垃圾处理设施的地区附近的社区取得了合作。此外，稍后将发表讲话的吉川是最初搭建在线请愿网站Change.org的人，很多惯于使用SNS的团队成员帮助扩大影响力，这就是我们所做的第一步。

吉川：这一切都是从去年的11月27日开始的，那是经营者为他们计划建设的地区的居民举行说明会的日子。那一天，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说明会。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有包括行政科长在内，3名行政人员都去了发布会，然而相关信息却居然没有告知议会。一般来说议会所有人都会愤怒才对，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说明会却没有通过议会事务局让全部议员知道？“明明职员都去参加了啊”，一般来说肯定会这样吵起来，但是这次竟然没有发生任何争议。
随后，3月左右，工业废物处理厂规划建设地附近的居民自治会感到事情不对，于是发起了签名活动。说到3月，企业已经在3月1日提交了申请。提交申请是在受理申请阶段事先把所有事项都协商清楚的情况下，因此，按照行政手续法和东京都的条例，申请的确会按部就班地通过。在这一阶段可以阻止事态发展的，就是专家会议和居民的意见书，以及开发商之后的回应。
法律规定的生活环境影响调查（小型评估）首先只是调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哪怕苍鹰和山地鹰雕等东京的珍稀动植物就在十米外的地方，也不会调查对它们栖息情况的影响。其次虽然我们才是最了解当地环境的人，但有权决定调查结果的却是东京都知事。于是遵循这样像漏勺一样破绽百出的法律，项目被不断推进。我觉得这很不正常，毕竟由居民决定才应该是地方自治原本的形式。

半田：根据我听到的事实，一开始人们能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居民中的志愿者开始收集越来越多的信息然后分享给其他居民，并在SNS上传达给更多居民以外的人。然而，原本经营者的说明会才是经营者披露信息和讨论的地方，是唯一的机会。这个机会有没有发挥作用？我很好奇。

JINKEN：首先，我认为11月份召开的那场说明会是法律规定必须进行的，但面向的群体仅限于那个地区的民众，而其他大部分村民并不知道。村委会在村民提出意见后才要求经营者再次进行说明，我们接到通知，每个社区将按日程举行说明会。但马上就感觉到他们并不想进行说明。当我收到说明会的传单时，没有看到“工业废物”的字眼，收到传单时的村民大概也有人觉得与自己无关所以并不需要去听。指出这一问题后，说明会的材料才重新制作，加上了“工业废物”。

原来是这样啊……

JINKEN：还有，一开始写着只有每个地区自治会的人才可以参加。我不懂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会希望有专家在场，或者假如那天有事不能前往，想要请别人代替参加，这些情况被对方告知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希望参加人数尽可能少，留下说明会已经举办过的证据就够了。
当我把说明会上的实际发言汇总起来时，发现都是开发商单方面的说明，并没有表现出真诚的态度。他们是在对桧原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出台的工程计划。无论居民提出何种反对意见，开发商除了“一定要建”以外没有任何的积极回应。就是这样的一场说明会。

左下角顺时针：JOE横沟、半田虎生、吉川洋、吉本昂二（村民。上台说明了村里的情况）

“想要有价值地贯彻正义，我们需要一个‘榜样’。”（宫台）

刚才提到最初的说明会没有通知村议会成员本该是会引发争议却没有，对此我也有同感。我发现在反对运动中能听到居民的声音，却似乎没有听到议会的声音。还有，我也不清楚村长的态度。原本最应该发挥民主主义作用的村议会似乎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点呢？

JINKEN：在我们收集村民签名的时候，我们邀请了藤原与村议会九名成员中的四名召开了研讨会。当时还没有成为反对运动，但之后四名议员都采取了明确的反对立场。然而，即便我感觉其他村民大部分都在反对，可剩下的五名议员一直没有表态，直到最近才表明全员反对。只依靠四个人是无法做决定的，居民们都非常焦急。我认为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表明反对的原因，是他们因担心表态后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而一直观望。

吉川：双重代表制在全国大部分地方议会都只是空有形式。包括地区的首长和知事在内，很多人认为比起反对上级自治体的领导，一起办事对自己来说政治上更加有利，同时也就是对支持自己的居民有利。但是议会本来应当是合议制，哪怕是首长做出的决定，也应该拿出对立的方案来进行讨论，但实际上却做不到。我们的政党也好、各派别也好，个别议员也好，都深受此影响。这不仅限于桧原村。我认为必须摧毁这种结构。

您是说“过于看重脸面的民主主义”问题吗，宫台？

宫台：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我作为“要求制定核电公投条例的居民直接请求”的代表征集了法定签名，并提交了条例草案。当时我诉求的不是“反核”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
和JINKEN一样。首先了解事实，接下来在与居民沟通的基础上，每个人最终决定自己的想法。从“首先了解事实”开始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避免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极分化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街头署名活动中请求支持核电的人也签名。因为我们需要在公开、合理的信息之上一起讨论，才能避免压根不清楚对推进核电和反核电的区别就确定立场的情况。很多核电的支持者因此也在请愿书上签名了。
日本人总是顾忌着上层和四周的目光，发表言论时唯恐失去立场。如果过于看重面子，往往更是如此。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向地区的子子孙孙谈论当下决策的合理性？ 如果有这样的头脑，在那里才会例外地产生真正的“社会”。
当然，我们的子孙也是共同体的一员。共同体自治就是为了一起思考如何为他们留下好的东西。在依赖上层的日本，这一传统很薄弱。因此，只有少数日本人持有这样一种立场，即选举其实是表达你和左邻右舍沟通而形成的思想的最后机会。

 是的。

宫台：接下来我会说明我们具体需要什么样的策略。JINKEN提到不允许带外人参加说明会这一情况。这是开发商的经验，因为他们首先想把问题收缩在易于处理的小范围内。
接下来，作为开发商，他们希望能阻止居民“知识社会化”，也就是阻止他们获得智慧。因为当外部的人进来并传授给他们智慧时，开发商就很难说服合理性了。所以要做的就是扭转这一点，让开发商感到棘手。
引入外部智慧来进行知识社会化，人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被说服，每个人都会清楚开发商的解释是不合理的。然后我们要尽可能地向外界传达这一点，并让外界意识到这种不合理正在发生并加入进来。这样一来，在SDGs（2015-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译校者注）时代，企业也会重视自己的品牌形象，因此可能挫败他们的计划。

 原来如此。另一方面，经营者的逻辑是“只管推进工作”，即便抗议的村民拼命诉求，他们也可能充耳不闻。我认为很难让不同立场的人改变主意，应该如何考虑呢？

 
宫台：在欧美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公众意识，这是社会规范。所以哪怕在工作不得不进行的时候，公司员工也会同时考虑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并思考各种策略。
例如，将“我们公司的弱点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以此为突破口，公司将无法继续强推项目”等内部信息秘密地告知当地居民。在描绘阿片类问题的电影《DOPESICK》、《危机》等就描写过这样的情况。
在这方面，日本的问题是“社畜”太多。所谓社畜就是“只对在公司的职位感兴趣的渣滓”。与之相反的是“关心对公共贡献了多少价值的人”，也就是拥有公民意识的人。
然而，在未来的日本，从宏观上来看保全公共利益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贫困越麻木”。从经济和社会指标来看，日本都处于垂直下降状态。从平均工资、最低工资、人均GDP等经济指标来看，日本已经不是发达国家了。
显示家庭和社区关系的社会指标也大幅恶化。如果社会恶化，就不可能振兴经济。所以从宏观上看，日本长期复苏的可能性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整体会倒，但我们不会倒”的做法使共同体自治成为可能。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的心态。但它需要对社会正义的理解。然而，在封闭于社群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很容易认为适应周围更轻松。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劣等性就在于“学习适应”优于“价值观的坚持”。
为了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日本人需要一个“榜样”。从战略上讲，以可参考的形式创建榜样非常重要，例如“在某个地区成功建立了自治共同体。”
桧原村也是一样。如果创造一个桧原村成功的例子，就能成为我们可以自豪的榜样。即使日本在宏观层面上垂直跌落，但在微观层面上我们的地区却没有倒下，我们要去扩散这样的成功榜样。
这些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为整个日本提供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范例。如果桧原村成为一个范例，许多社区将能够参考并为自己的福祉发展共同体自治。桧原村的名声将被代代相传。

 我想在这里问半田，要真正停止这个建设计划，我们需要等待专家会议和东京都知事的决定。在司法上或法律上，有没有办法，例如在桧原村制定某种法令来阻止它呢？

半田：首先从法律上看，经营者在11月的说明会上提出的“不管有多少反对我们都要建”的立场是完全无视地方自治和地方民主的，我认为这完全符合我之前解释的“不符合资质条件”。然而，做出这个判断的是知事。也许东京都知事会认为这是一个抽象的情况并最终认定他们符合条件。而另一方面，如果居民的声音越来越大，或者东京都的居民和全国的声音聚集在一起让舆论发生变化，议会和行政也可能被撼动。事实上，所有最初不反对的村议员最终也都表明了反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制定一个程序条例。尽管首都有权授予许可，但可以通过条例要求他们在此之前举行适当的说明会并面对居民的意见。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适用于本案，但为了防止出现更多这样的事例，也应该制定这样的程序规定。

原来如此。

半田：然后对授予许可的东京都，我们可以对其施加压力。虽然他们有权判断，但请根据居民的声音、居民提出的书面意见和专家会议的书面意见来做出决定。
司法机构将发挥最终作用，但我认为通过司法机构采取行动将是在真正获得许可后进行。许可发出后，可以提出要求其取消的诉讼或停止建设的诉讼等等。
这一次，居民自发收集了各种信息，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对资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有时候信息可能并不会被披露，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能有必要借助律师的支持，要求对方公开信息从而收集更多相关的信息。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消除信息不对等，并稳定地为居民提供他们一开始无法获得的信息。我相信只有这样做，民主才会运转良好。”

如果有人认为缩小范围就能实现民主，事情绝对没有那么容易。何况日本一开始就缺乏公民意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一直欠缺公民意识，哪怕共同体的人数很少也将无法实现民主。宫台，您对这次讨论有何看法？

宫台：举个例子吧，最近去世的家父曾是在美国成立了麒麟控股医药事业部的人，如今医药事业部比饮料部的规模都要大，他对公司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但退休30多年后，没有一个人记得我的父亲。
换言之，无论你作为商务人士如何努力，在公司或政府机关等组织团体中，个人只是可替换的零件而已。无论你付出多少，离开公司后都不会长久地被人记住。这让我感到很凄凉。
近年来，“遗产”这个词在奥运会上流行起来，能留下“我的确存在过”的证据的，只有“地区”而不是公司。这是因为只有地区才不是一个组织团体，而是community（共同体）。
此外，根据环境伦理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Baird Calicot）的说法，人类只能在与地点相关的情况下保持尊严并留下遗产。在他看来，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一个比人类寿命长得多的地方因人为的原因而被切断，那么它将会消亡。
反之，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活生生的地方保存下来，当我们的孙子孙女说“桧原村是个好村子”时，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就可以说，“现在是个好村子，但它曾经经历过非常困难的时期，正因那时候有人克服了困难，才有了今天的桧原村”。
昔日辛勤耕耘的先人，将作为振兴桧原村的奠基人在传说中流传下来，这就是在地区才能实现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地区不是像公司这样的组织团体，而是共同体。但是，在昭和时代，公司和政府机关都是疑似共同体，所以在公司里也会有这样流传着的故事，但现在完全没有了。
我说日本没有公众，这暂时不会改变。但是我们有社区传统。我们可以选择为社区留下遗产，并通过留下遗产而成为传奇的道路。年轻人，去挑战一下如何？”

村外的人能做什么？

 

“东京都唯一的村庄，东京居民的水源地桧原村，不需要工业废物焚烧厂！ ”

截至今天（2022年8月17日），已收集到9815个在线签名。在桧原村经营旅馆的铃木是在村内外来回参加反对活动的人之一。我认为需要收集10万人的声音来撼动东京都知事。从人数上来说，我们大概需要5万到10万，如果超过8万左右，就会影响知事的决定，如果是20万左右，那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上，据说每年有 20万名游客来到桧原村。此外，工业废物处理设施计划建设地点的秋川将汇入多摩川流域，而附近的居民人数达到数百万。
利用在村里举行的活动等机会直接收集声音，并吸引这些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也很重要。

此外，7月9日，“反对在桧原村建设工业废弃物设施联络协会”成立。据《东京新闻》（2022年7月13日）报道，该协会今后将收集有关工业废物焚烧厂的信息，举行研讨会，并致力于向政府和议会诉求。看来我们可以通过支持活动和传播信息来支持他们。

相关网站：
■Twitter：https://twitter.com/SaveHinohara “请不要在桧原村建设工业垃圾焚烧厂”
■FB：https://www.facebook.com/genryuhinohara/“反对在桧原村建设工业废弃物设施联络协会”
■网上请愿：change.org/SaveHinohara “请不要在东京的水源地桧原村建设工业废弃物焚烧厂！”
■“SAVE HINOHARA 保护东京的水源地“桧原村”停建工业垃圾焚烧厂！〜从“过于看重脸面的民主主义 ”（2022/06/28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DWwRxe3KY